{"text":[[{"start":8.31,"text":"2025年6月9日，中国与菲律宾迎来建交50周年。本应成为双方共同庆贺的重要历史节点，但整体氛围却显得相对沉寂。尽管菲律宾总统马科斯6月7日晚主持了马尼拉标志性建筑琼斯桥的亮灯仪式，重申菲中持久友谊，庆祝菲中建交50周年，但璀璨烟花背后的冷清氛围和政治疏离感，折射出小马科斯政府自2023年以来对华政策的激进转变、地区稳定与安全因此受到的冲击，以及双边互信由此受到的严重侵蚀。这背后交织着复杂的国内政治博弈、经济与安全需求矛盾以及美国战略施压等复杂因素。"}],[{"start":51.02,"text":"自2010年阿基诺三世上台后，菲律宾的对冲战略由阿罗约时期的“接触为主”转向“制衡为主”，致使中菲关系持续恶化。2022年小马科斯上台后，短暂延续了杜特尔特任上对华的务实接触战略，但很快于2023年初通过扩大美军基地部署转向制华，并随着仁爱礁冲突升级彻底在南海与中国对抗。自2023年起，小马科斯总统在多个关键国际场合密集强化了菲律宾对领土主权问题的立场。 其标志性表态包括：2023年11月访问夏威夷时宣称“菲律宾不会将哪怕一寸领土割让给任何外国势力”；2024年2月于澳大利亚国会演说中，再次强调菲方绝不容忍任何外部力量侵占“哪怕是1平方英寸的主权领土”。尤为值得关注的是，在随后的第21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小马科斯明确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及2016年南海仲裁案裁决定位为菲律宾南海政策的“基石”，声称二者均“承认”了菲方的所谓“合法权利”。这一系列高层外交言行，清晰勾勒出菲律宾政府在主权议题上的强硬姿态。随后签署的《菲律宾海洋区域法案》（Philippine Maritime Zones Act）及《菲律宾群岛海道法案》（Philippine Archipelagic Sea Lanes Act）进一步强化了菲律宾主权声索的法律框架。"}],[{"start":129.18,"text":"从战略实施层面来看，小马科斯政府的政策转向清晰可见。其一，深化美菲军事同盟。2023年初，美菲决定扩大2014年签署的《加强防务合作协议》 （EDCA），同时菲方向美军新增开放四个军事基地（总数达九个）。尤为关键的是，其中三个位于吕宋岛北部的基地，直接辐射台海与南海战略通道。其二，升级联合军事行动。美菲重启“肩并肩”联合军演并提升其规模和指向性，参演兵力达1.7万多人，并首次深入扩展至南海争议海域12海里以外的区域、进行威慑性武器的部署演练、纳入更多南海域外大国，意在将双边演习实质性地转化为多边化的地区安全协调机制与力量投射平台。其三，转变海上争端应对模式。菲律宾海岸警卫队（PCG）自2023年初高调推行其透明度倡议（Transparency initiative），策略性地主动曝光其声称的中国胁迫行为，标志菲律宾放弃杜特尔特时期倾向于低调双边磋商的模式，转而采取公开化、国际化的施压路径。其四，强化防务能力投入。从实际的国防预算和采购来看，菲律宾2025财年国防预算同比增长10.3%，同时菲海岸警卫队2025财年预算将达312.8亿比索，比2024年增加约72.6亿比索，主要用于船艇采购、人员扩充以及装备更新，旨在实质性提升其在相关海域的常态化警戒巡逻力量。可以说，无论是从战略叙事的话语构建还是战略实施的实际推进，小马科斯政府已全面逆转了杜特尔特时期的亲华务实路线，转而坚定推行依托美菲同盟强化领土主权议题、并以此制衡中国的战略方针。"}],[{"start":235.66,"text":"菲律宾国内的政治权力博弈，构成了小马科斯政府对华采取强硬路线的关键内驱力。2022年，小马科斯依托与前总统杜特尔特家族联盟赢得大选。然而，这一脆弱联盟在其执政地位初步稳固后迅速瓦解。双方在修宪、权力分配、禁毒政策及对华路线等根本性议题上的分歧和矛盾日益公开化、激烈化。自2023年起，杜特尔特及其家族成员在不同场合、围绕不同议题、以不同程度持续多次公开抨击小马科斯的政策，其家族势力掌控的达沃地区对中央政府离心倾向显著加剧，两大家族权力斗争白热化。2025年2月，时任副总统、杜特尔特之女莎拉•杜特尔特遭众议院弹劾，随后杜特尔特本人亦因相关指控被捕，标志着两大政治家族公开、彻底的决裂。小马科斯此举，旨在彻底摆脱杜特尔特家族的影响力和掣肘，并试图确保5月的中期选举。然而，2025年5月中期选举结果清晰地显示杜特尔特家族深厚的政治根基与持续影响力。杜特尔特家族在地方选举与参议院选举中都保持了强大的政治影响力：在参议院改选的12个席位中，杜特尔特阵营赢得5席（马科斯阵营获6席），杜特尔特本人成功连任达沃市长，家族多人赢得地方选举。小马科斯为巩固权力、削弱杜特尔特派系影响力的过程，必然牵动菲律宾外交政策的转向，而外交激进化又不可避免地反噬性加剧国内政治动荡，形成内政驱动外交激进、外交激进反致内政失稳的恶性循环。"}],[{"start":338.53999999999996,"text":"小马科斯政府的对华强硬外交，在相当程度上可视为对其深陷国内治理困局的一种政治补偿与矛盾转移策略。持续高企的通胀（2023年通胀率高达6%，连续两年突破政府2%-4%的目标区间）、严峻的贫富分化、基础设施严重滞后、沉重的政府债务负担、农业生产力不足引发的粮食安全危机，以及巨大的就业创造压力，共同构成了困扰菲律宾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构性难题。特别是粮食价格飙升严重影响民众生活。小马科斯竞选时承诺将米价控制在每公斤20比索的水平，而当前实际零售价已经飙升到每公斤50-55比索，民众失望和不满情绪持续累积。菲律宾民调机构Pulse Asia最新数据显示，72%的民众将通胀列为最紧迫的国家问题，73%的民众对政府控通胀的表现表示不满。面对经济困境和民意不满的压力，小马科斯政府将公众视线引向外部“威胁”。鉴于南海议题在菲国内固有的高度的敏感性，将其塑造为凝聚民族主义情绪、缓解治理压力的政治工具，通过塑造自身“国家主权坚定捍卫者”的形象来转移矛盾焦点、寻求政治支持，成为菲政府的现实策略选择。而主流媒体对中菲海上摩擦的密集、高度选择性的报道，将海上摩擦塑造、渲染为“主权保卫战”，强化中国“胁迫者”形象，进一步放大了对抗性叙事。更需注意的是，对华强硬路线与菲军方及安全部门的战略利益深度契合，为显著提升菲军方的地位和资源，军方和安全部门在塑造“中国威胁”叙事上也扮演了关键角色。对于小马科斯而言，维持军方的忠诚是其稳固统治的基石之一，这种相互依赖关系构成了其外交政策激进化的重要国内推力。"}],[{"start":456.3299999999999,"text":"美国因素成为撬动菲律宾政策转向最有力的外部杠杆。具体而言，美国的前沿军事部署、延伸威慑承诺以及外交背书，为马尼拉采取更具对抗性的姿态提供了关键的心理支持和物质支撑。比如，2023年5月，前总统拜登表示美国对其东南亚盟友的防御承诺是“铁定的”，并明确涵盖有争议的南海问题；2024年，时任美国务卿布林肯重申了美国根据《共同防御条约》对菲律宾的坚定承诺，其范围包括在太平洋任何地方对菲律宾武装部队、公共船只或飞机——包括海岸警卫队发动的武装攻击，包括在南海。菲律宾被定位为美实施“印太战略”的关键前沿支点，美通过持续提供情报支持、海警船舰、军事培训，实质性地提升菲律宾在南海的行动能力与危机应对阈值。"}],[{"start":508.81999999999994,"text":"面对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必然带来的不确定性，小马科斯政府采取了主动战略靠拢的姿态，其核心旨在对冲潜在风险。考虑到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多次公开质疑美菲同盟的“不对等性”，强调成本分担与风险共担，马尼拉选择通过加速推进扩大美军在菲军事基地的准入，同时提升联合军演规模与针对性来绑定美国的安全承诺。比如2025年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的参演兵力约1.4万人，首次开展“全面战斗测试”概念，强调全流程实施，全要素联动以及全领域覆盖。菲律宾的战略意图非常清晰，通过增强双边军事同盟的的互操作性，试图固化美国的安全保障义务，构建更有韧性的同盟架构以对冲美国政策潜在转向可能带来战略风险。"}],[{"start":559.2199999999999,"text":"对菲律宾而言，这种主动捆绑战略一方面是为了换取美国更明确的安全承诺及军备支持、提升其在南海对华博弈中的战略筹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根植于美国同盟体系下内生的、相对有限的战略自主。尽管马尼拉长期宣称追求战略自主、确保独立外交，但深嵌于美菲关系中的结构性约束，比如深度的经济关联，建立在《共同防御条约》基础上的长期、不对称的安全依赖，以及菲国内强大的亲美政治精英势力，使得菲律宾重大的战略转向或外交政策很难绕开美国这一决定性因素。对美国而言，中菲矛盾是其在印太地区维持战略主导地位、有效制衡中国的关键。但华盛顿在鼓励马尼拉更积极对华对抗的同时，也明确设定了风险管控红线以防止菲可能的战略冒进和过度冒险行为，避免自身被卷入不可控的地区冲突。这在客观上压缩、限制了菲律宾安全政策的实际操作空间，迫使菲律宾在对华行动中必须审慎权衡，避免过度延伸其安全边界而陷入更大的战略风险。"}],[{"start":626.6099999999999,"text":"小马科斯政府激进的对华政策已对中菲关系的政治与经贸支柱造成显著冲击。数据显示，2024年前8月，菲律宾对华出口额同比下降13.31%，贸易逆差同比扩大25.55%。事实上，菲律宾一直试图在经济上两面下注，一方面希望维持甚至扩大对华贸易并吸引部分中国投资以缓解国内严峻的经济发展压力。作为菲律宾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是其电子产品、农产品的重要出口市场，更是其工业制成品、机械设备、电子产品零部件的主要进口来源，双方产业链深度交织、短期内难以切割。另一方面，在战略产业和敏感项目上，菲律宾则试图寻求美日等国的替代方案。小马科斯政府以安全为由，系统性重新审查或叫停中企参与的多个包括铁路、大坝与灌溉项目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项目，同时寻求替代资本。尽管参议员Grace Poe等人以贷款隐藏的高利率和不利条款为借口指责来自中国的投融资和援助，但此类叫停和审查本质上是将正常的经济合作过度安全化，严重阻碍互利项目的推进，在事实上侵蚀了中菲战略互信的基础。同时，菲方“既要中国市场红利，又要美日战略替代”的策略面临巨大挑战：美日所能提供的市场容量、投资规模、基建效率，短期内难以替代中国。这种矛盾导致菲律宾经济发展持续承压，进一步加剧了国内治理困境。"}],[{"start":721.8899999999999,"text":"五十年中菲关系史，也是菲律宾在大国博弈中周期性、结构性摇摆的历史。小马科斯政府对华战略的转向，系统性侵蚀了两国战略互信的基础，将两国关系推向互信崩塌的临界状态。菲律宾的外交政策调整，固然源于复杂的国内政治博弈、经济困境以及美国战略施压等多重因素，但从长期来看，这种过度激进的对抗路线和缺乏战略弹性的外交实践蕴含着显著的不可持续性，并可能导致严重的战略误判。菲律宾国内的政治分裂并未因外交激进化而缓解和弥合，反而可能进一步激发民粹主义情绪与国内政治动荡。而对美方的过度倾斜、战略依赖和安全依附将菲律宾至于安全困境加剧的境地，进一步挤压其战略自主空间。菲律宾正站在一个复杂的战略十字路口：是继续强化与美国的军事同盟并承担更高的安全与经济成本，还是重新审视自身利益、调整战略方向，回归更务实、更韧性的平衡外交路线。“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一攸关国运的根本抉择，其分量远非一时一地的考量。它如同在历史的罗盘上校准航向，将深刻定义菲律宾未来的国家航程与内部稳定，使南海争端成为地缘裂痕的放大镜，塑造下一个中菲关系五十年。其涟漪效应将超越中菲双边关系，成为牵动更广阔的地区和平稳定与安全格局走向的关键变量。"}],[{"start":814.2499999999999,"text":"（注：吴湘宁，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url":"https://audio.ftmailbox.cn/album/a_1750213693_9832.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