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票难求。77岁许鞍华导演在伦敦国王学院的电影大师课,一早便告售罄。在社交媒体平台“小红书”上,我不时刷到“求票”贴。一早售罄的,除了大师课还有许鞍华出席映后对谈的两个特映场——《胡越的故事》(1981)和《倾城之恋》(1984)。该系列活动是正在伦敦花园电影院(The Garden Cinema)举行的香港电影新浪潮(1979-1989)影展的一部分。
大师课当天,国王学院偌大的报告厅坐得满满当当。大部分都是年轻的面孔,又以女生居多。待到提问环节,手臂如林。是我见过气氛最积极热烈的交流活动。
显然,4年前《第一炉香》上映时所引发的争议和批评,并未影响许鞍华作为导演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尤其,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观众中。
毕竟,她是全球首位获得威尼斯电影节“终身成就金狮奖”殊荣的女性导演。
从1975年进入影视业,许鞍华的职业生涯迄今50年整。她六获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导演,纪录至今无人打破。金像奖历史上两部“大满贯”电影(即同时摘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最佳编剧等五项大奖),都是“许鞍华作品”——《女人,四十》(1995)和《桃姐》(2011)。萧芳芳凭前者获得柏林影后,叶德娴凭后者荣膺威尼斯影后。许鞍华也成为业界著名的“影后制造机”。
此外,许鞍华还曾三获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与李行、杜琪峰、侯孝贤一起保持着最高获奖纪录。
综观其长达半个世纪的职业生涯,许鞍华虽不是每一部作品都优秀,也不止一次遭遇批评,但就像伦敦场大师课主持人、专注于中国电影研究的国王学院教授Chris Berry所描述:许鞍华是香港电影界最受尊敬的导演之一,也是最少被同行“讲坏话(bad words)”的导演。
香港业内流传着一个段子:徐克来到一个场子,大家都会点头打个招呼,但许鞍华来了,所有人会起立。以批判性而著称的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在任何场合提到许鞍华都会不吝赞美,称她是自己最尊敬的女导演,没有之一。
我是从上世纪90年代读大学开始了解许鞍华,后因工作缘故不止一次采访过她——我完全明白这些评价因何而来。十分幸运的是,时隔近20年,我居然有机会在伦敦再度专访许鞍华。要感谢她这么多年都没换电邮和电话。
采访原定一个半小时,但最后聊了2个多小时,我们从她反思儿时所接受的教育,一直聊到她现在如何应对衰老、下一个拍摄计划。我最好奇的是:许鞍华何以成为许鞍华?
采访当天,尽管身体有些许不适,但她还是耐心地让我问完了所有问题。就如给她拍摄纪录片《好好拍电影》的文念中所言:她时常都非常迁就别人。
今年5月23日就要满78岁的她,依然步履如飞,思维敏捷,也依旧坦诚率真,不时就会哈哈大笑,犹如稚童。采访期间,她大约咳嗽了三四次。从第一次咳嗽症状出现,她就从包里掏出了口罩。我怕她戴口罩讲话不舒适,连和她说不打紧,但她很坚持:“我怕传染给你。”
1.赤子之心:银幕内外的温度
1947年5月,许鞍华出生于辽宁鞍山。这是她姓名中“鞍”字的出处。5个月大时,她随父母迁居澳门,与祖父母团聚;5岁又转去香港定居,长住北角。待她再回鞍山,已将近60,去拍摄《姨妈的后现代生活》(2006)在鞍山的戏份。
许鞍华的父亲曾做过国民党文书,母亲是日本人。但从小接受“抗战教育”的许鞍华,直到16岁才震惊得知自己的母亲是日本人。因为母亲在家中一直不被允许说日文。从小就善于体察大人间细微情绪的许鞍华,能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的祖父母并不太喜欢母亲。母亲也总显得格格不入。
在纪录片《好好拍电影》(2020)中,许鞍华的胞弟许靖华说,家中三个孩子最害怕母亲,因为母亲要求严厉,打孩子都会三个一起打。
面对母亲的严厉与责打,许鞍华是最为倔强的那个,坚决不认错,不流一滴泪。这让母亲更加生气、出手更重。在许鞍华的妹妹许曼华看来,家姐的个性是极倔强又极感性——幼年曾因一只小鸟死了妈妈而“哭得稀里哗啦”。
母女从紧张对峙到后来互相理解与和解,被许鞍华拍进了半自传电影《客途秋恨》(1990),扮演“许鞍华”的是张曼玉。
2022年,许鞍华母亲过世,结束了母女二人超过半个世纪的“同居”生活。许鞍华一直陪伴照料母亲,直到临终。并且,坚决不肯送进养老院。即便,她的弟弟妹妹都曾如此建议。毕竟,许鞍华自己也都70多岁。
在纪录片里,我们看到许鞍华陪母亲去看诊,神经大条地记错了日期,歉疚地向母亲道歉。但她更会非常细心地在母亲上的士时,用手为她遮挡车顶,以免她的头被磕撞。

年轻时倔强,成年后的许鞍华却对母亲迁就柔软,“不然呢,难道让她来迁就我吗?”
外表看上去粗线条,但许鞍华内心非常柔软细腻。曾经做过她副导演的关锦鹏形容其:心地善良。曾经和她合作了《男人四十》《玉观音》的编剧岸西则说,和许导合作非常踏实,因为她很值得信任,永远对大家有交代。
工作中,许鞍华也有发急的时刻,也会为工作有脾气,但第二天开工,她便拎来一大堆奶茶和菠萝包,并且上来就给大家道歉。她生怕纪录片过于美化她,直嫌里面展现她“骂人”的片段太少。可跟她拍戏多年的导演文念中说,片中那段已经是她“脾气最大”的一次,“她其实真的很少发火。”
我问许鞍华怎么形容自己的性格,她说:“不是个坏人,但也没有大家想得那么善良(哈哈哈)。”并不意外的回答。她向来都抗拒被“拔高”,不论在哪个维度上。
在我眼中,许鞍华最鲜明的一个特质,是赤子之心,真挚淳朴。她的心,永远是热的。也所以,她其实并不合适拍冷峻、苍凉的张爱玲。


是生活里心善孝顺的女儿,是为人处世中更多考虑他人、迁就他人的合作伙伴,才可能拍得出银幕上真挚的温热情感,如《女人,四十》、《天水围的日与夜》、《桃姐》。
即便是看上去沉郁凝重的《天水围的夜与雾》(2009),在冷静剖析的背后,依旧还是对人的关怀与温度。
许鞍华最好的电影,都简朴真挚。拍温情,但拒绝廉价的眼泪;拍苦难,却从不“贩卖”悲伤。这份拙朴,仅靠电影技巧无法抵达,惟有“赤子之心”方可。是为:影如其人。
2.知识分子导演:在独立中寻找自己的答案
《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与《黄金时代》(2014)的编剧李樯曾形容许鞍华:导演是她的职业,本质是知识分子。这个形容无疑精准贴切。
何谓“知识分子”?核心不在于掌握很多知识,而是具有“独立性”——能坚持独立的身份、独立的思考、独立的表达。当然,许鞍华成为“知识分子”及至成为“知识分子导演”,也是在不断自我寻找之中慢慢确立。
首先,许鞍华当然具备爱思考的天性,有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自小学开始,她就是班里提问最多的学生。当然,也是功课第一流的学生。1960年代,她拿奖学金入香港大学读了本科、硕士;1972年,她成为香港第一个拿奖学金去伦敦读电影学院的学生。她告诉我:“那时候,上大学的人很少,出来就有金饭碗。”
她坦言年轻时也曾经因“学霸”身份而自视颇高,但前几年她开始反思:从小接受的教育,其实并不真正培养人“思考”。
她和妹妹被父亲送进教会女子学校圣保罗学校(St. Paul's Convent School)读书,这是香港传统名校之一,涵盖小学和中学。我检索发现,澳门赌王家族的何超琼、何超凤姐妹也就学于此。
教会学校是英语教学,旨在培养适合彼时“殖民地发展”、了解西方文化的精英人才。对许鞍华这样的香港中产家庭小孩,上教会学校是当时情势下的最优选,虽然也透着尴尬与无奈。“作为中国人,祖国的文化你不懂,但殖民地里那套东西你不抓紧学,又无法生存。”
许鞍华从小学到大学、研究生,都是接受的全英文教育,所以许鞍华的英文比中文更好。她和我邮件简讯往复,全是英文。
回顾自己一路在香港接受的教育,许鞍华直言:“我认为我们是没有被教育成懂得思考的。”
老师只是叫你背书,告诉你很多information(知识信息),比如哪年签订了马关条约,但你对这件事的看法,却没有人问,“也没人教你思考和解决问题的工具。”
进入大学,情况在许鞍华看来也并未好转多少。只不过,“读书”变得看似“更轻松”。一周通常仅6节课,平均每天一节,然后就是布置学生写论文交作业。
她说当时会有些苦闷,课少,老师教得也少。那时候的她,认为大学应该教一些更有条理的东西,教一些更实用的技能。比如她读比较文学,那至少应该多掌握两门语言,会做翻译。“你学了文学鉴赏,可大家都懂欣赏啊,就我学的这点东西,你怎么能够成为一个专业者?你最多算一个兴趣者(哈哈哈)。”
许鞍华从小受的精英教育,是“人要为了一个目标而奋斗”,这也符合她的天性。她用过人的勤力,来填充心里的空落。大学同学形容她是全年级最勤力的学生。即便当时很多大学生都不用功读书,甚至连课也不去上,可许鞍华却不止上了本系的所有课程、将课堂笔记借给同学们抄,还去蹭其它系的课,比如哲学课,“很感兴趣,就算听不懂也都要听(哈哈哈)。”
她回忆说,那会不是在上课,就是在图书馆,但还是学得很懵,“拿了高分就高兴,可其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哈哈哈)。”
最终,许鞍华以“一等(first class)”成绩优异毕业。
那为什么会想去念电影?她解释说,因为写硕士论文时遇到挫折,写美国诗人庞德,却怎么都不顺,一不顺她就去看电影,因为她自小就是影迷,写文章时也经常把电影写进去。导师干脆建议她:你不如去读电影吧。
她如愿申请到奖学金去读伦敦电影学院。“本来是想学了继续当电影研究者或者做文书工作,结果那个学院是真专门教人怎么拍电影的。做的作业就是拍电影。”
所以,限于时代背景,许鞍华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远大志向”,“立志”要当一名“职业女导演”的。
但伦敦电影学院的“实战”教学,却让许鞍华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踏实。“因为在这里学到的都是很实在很具体的技术、技能。”是她日后可赖以为生的本领。
显然,电影“虚实相间”的特性,很适合许鞍华。她的性格与人生态度里,既有非常“务实”的部分,也有非常“务虚”的部分,就像她一直非常感兴趣文学、哲学与音乐。尽管,她也大笑着跟我自嘲:“中文写不好,英文文章也写不好,想要搞懂哲学却始终搞不懂,钢琴学了好几年却弹得节奏全错,最后只能放弃(哈哈哈)。”
伦敦的学习,塑造了她“动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一个善于读书的同学建议她,要从当下的实际案子出发,解决这个案子中遇到的具体问题。这会带来逐一攻破问题的踏实感,也带来做成事情的满足感和成就感。这个方式非常适合不知如何落地、不知从何开始的初学者。许鞍华觉得这个方式对她很管用,于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她做事都不想纵横与宏观,只从当下的实际案子入手。

至于思考深度,尽管处女作《疯劫》一出手便大获成功,被称赞为“香港电影新浪潮”代表作,但她拍了几部戏后都还认为自己:“不够资格做电影作者,没有独特见解,没抱持什么视点和世界观,只不过是好好讲个故事出来,就这么简单。”
直到《投奔怒海》(1982)获得在戛纳参展的机会,她很“懵”地发现,自己的名字居然和马丁•西科塞斯这样的大导演一起出现在了当地影评杂志的封面。她回忆这段往事的表情,带着点“难以置信”,又有点“受宠若惊”,还有点自嘲:“你突然就变成了一个国际导演,感觉像做梦……”

这当然是对她的巨大肯定和鼓励,但是,在一定时期也成了她的“拖累”。因为,香港电影市场的整体环境与土壤是极度现实与商业的,很难承托起一个作者导演想要对标“戛纳”的期待。消化这种“落差感”,需要时间,也需要心力。
所以,尽管内心开始想要往作者导演这条路上走,但许鞍华还是得随行就市,要根据实际能拿到的资源来拍戏。毕竟,拍电影,是一场过于昂贵和奢侈的表达,需要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关锦鹏在纪录片里说,许鞍华经常和他讲,要把每一部电影都当成自己的最后一部戏来拍,因为分分钟可能就没人投钱给你拍下一部。
所以我能理解,许鞍华为何一直强调自己的拍摄其实没有什么计划,更谈不上规划,只是一部一部地往下拍。很长时间里,她也都喜欢解构“拍电影”之于她的“意义”,更喜欢强调它是自己的“一份工”。
但事实上,她又从未放弃探寻思考自己的电影之路。
“只关注解决当下的具体案子”,一度是许鞍华最青睐的工作方式,但她拍了一段时间后,意识到这个方式的局限。一个创作者想要真正有突破、往前走,就无法回避思考更宏观、更深层的命题,叩问自己的文化身份与态度。比如:我的艺术创作特长在哪里?我的文化取向究竟是什么?
是在这样的深入思考、自我寻找中,许鞍华明确了自己的几个原则。排在第一的,便是“独立性”。所谓“独立性”,就是自己在当下诚实认同的。这种独立性,不以是否讲政治或是否反主流为标签,只关乎自己的真实内心。尽力去做“有价值”的电影,而不以赚钱多寡、能否成功作为考量。
很多人都觉得许鞍华的电影很有“社会议题性”,但她最根本的出发点其实是关注人物的命运、人和人之间的情感关系。只不过,所有的人,都是历史与社会中的人。他们的命运,都无法脱离时代。从早期的“越南三部曲”到《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从“天水围”系列到《黄金时代》《明月几时有》,乃至遭遇激烈批评的《第一炉香》。而许鞍华自己同家人的身世命运,又何尝能剥离开时代背景?从个人生活中的母女关系、求学履历,到亲历港片的兴衰起落,再到走进合拍片时代,这些都一一呈现在她的作品序列里。


在《许鞍华说许鞍华》一书中,我看到她拒绝任何“概念先行”的创作,拒绝任何“口号主义”,也拒绝轻率地评判是非,反对简化人与事的复杂性和多面性;她也始终警惕所谓“与时代保持同步”,抗拒用“潮流”来界定一个人的价值。是为知识分子导演。
3.独行侠的“奇绩”:纪律与韧性的胜利
香港导演陈果曾形容许鞍华是“独行侠”,在鱼龙混杂的香港电影圈始终单打独斗,不站任何山头与帮派,也没有稳定合作的班底,一个人拍得很辛苦,却居然一直坚持到现在,“何止是奇葩,简直是奇迹。”
许鞍华入行50年,电视大概拍了20集,电影导演作品刚好30部,著作等身,也荣誉等身。放眼全世界,她作为女性导演所创造的履历表,就算不是“奇迹”,至少也是“奇绩”。
独行侠的“奇绩”如何累积而成?靠作品、靠诚信守诺、靠超强的执行力、靠韧性与坚持,还有永不言弃的乐观精神。
虽然拍的多为文艺片,但许鞍华始终将导演的“职业”身份看得重。这种高度自觉的“职业性”,意味着遵循职业约束的框架,按时按点地交活。所以,业内都知,自《书剑恩仇录》后,许鞍华拍戏不超期,不超预算,也绝不会跟老板要求补拍。她不追求完美。因为在她这里,完成比完美更重要。她坚持用“纪律性”来要求自己和团队成员,也曾舍弃与一位很有才华却缺少纪律性的编剧继续合作,就因为担心“到点交不了货”。
许鞍华是个认真做调研的导演,但她却不喜过度思虑一切想清楚才做。思考到一定程度,她就会先凭直觉干起来,边做边想。比起慢工细活,她更喜欢一鼓作气,快快完工。这些工作习惯,保障了许鞍华超强的执行力。
她和我说,“累积职业信誉非常重要,它代表着你的坚持和努力,这是需要通过时间,通过一部部作品慢慢积累的。”
许鞍华积累职业信誉的一部分,还包括她从不乱花钱,非常节省。为了确保拍片不超预算,她自己的吃住行都同剧组一起,没有私人助理,和副导演坐一辆车,和剧组吃一样的盒饭。为她拍纪录片的文念中说,从未见过哪位知名导演像她这样。
业内皆知许鞍华不善谈片酬,要价也不高。在采访中,我们谈及这一点,她说,到后来其实已是她的主动选择,所以从来都不会觉得“不公平”“不服气”,更无意抱怨。
“我一直都跟自己说,许鞍华的戏不卖钱,我凭什么跟老板要那么多钱,如果我收的比别人高,他们就未必会请我。我也不是多高尚,我只是希望要的少一点,好争取多一点机会拍片、多一些创作的自由。有人肯投钱给我拍戏,我已经觉得很幸运。”表达去光环化,害怕被美化与拔高,这就是许鞍华。

靠着独特的“价值换算体系”,也靠着多年积攒下的职业信誉和口碑,几度起落的许鞍华总能绝处逢生。譬如,因为两部合拍片《玉观音》《姨妈的后现代生活》先后票房失利,许鞍华一直找不到下一部戏的投资。王晶伸出了援手,投了她130万港币,拍一集电视电影。当年《客途秋恨》上画时,王晶曾公开嘲笑许鞍华的戏没人要看,甚至说她不该再继续拍电影。但数年之后,王晶公开宣称:香港导演里,他最佩服的是许鞍华。他后来投拍的这部电视电影,便是《天水围的日与夜》。最终,这部超低成本的作品,斩获多项大奖,许鞍华再次“翻身”,跟着完成了《天水围的夜与雾》,以及口碑与票房双赢的《桃姐》。


对于坊间喜欢把“许鞍华”说得“很惨”,例如“一直单身未婚”,“租廉价房还要挤地铁”,许导认为这些描述都很“标签化”。但她不否认自己物欲的确很低,也不懂怎么去“享受生活”“过好日子”,因为别人追求的那些东西,她都并不喜欢。她大笑着说:“好像我只喜欢拍戏,我都不知道怎么去享福,哈哈哈。”
她告诉我,就在三年前(2022年),她在香港买房了,“这样就不用再担心被别人赶出来。”
回首职业生涯中曾经没戏可开的低谷期与“潦倒”,许鞍华在纪录片中坦诚,她当时也曾非常忧郁沮丧,没信心,自我怀疑,整个人混混沌沌,不知如何找到办法重回电影界。虽然她曾在1999、2000年去香港城市大学教过书,但她并未想过改行。她始终在想找谁投资、找谁写剧本,想着“让我拍成某部戏,可能就翻身了”。
她和我说:“我感觉我是天生非常乐观,对生活有信念的人,但我也不觉得,上帝有必要让你24小时都开心。有些所谓不好的情绪,也不一定非要去克服。但你可以通过做非常具体的事情来化解,比如我就一直去想怎么找一个案子开工,不停地努力,这样你就没空去想那些情绪和自我怀疑。自然就会放下。”
看到她在书中说,行运、潦倒,都是人生经验的一部分。落魄运滞的经验,甚至比“好吃好住”时来得更宝贵,因为会让你体会到、学到一些东西。
的确,没有这些人生低谷时的经历,也没有后来所谓的翻身之作。而今,面对外界褒贬,许鞍华的心态很平和,就算不是完全宠辱不惊,也内核稳定。她清楚自己的作品到底问题在哪。
这种始终向上的性格与态度,她的坚韧与乐观,也体现在了她的代表作中,形成她的电影观。
“我自己觉得所有的电影最终都是指向救赎。”她在纪录片中说,哪怕环境不顺遂,也要努力超脱,而非沉溺。
以上种种,是“独行女侠”许鞍华何以能坚持作业50年,累积作品50部的“成事配方”。
4,衰老练习:与恐惧共生共存
5月23日,许鞍华将迎来78岁生日。我问她这些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她丝毫不回避地答道:“学习面对衰老。但我发现,你习惯衰老的速度,永远赶不上你变老的速度。哈哈哈。”
再问:会恐惧吗?
她也完全不掩饰:“当然会啊!我对所有这些腐败、枯萎、死亡、败坏等等这些东西,都觉得很恐惧的。”
我又问:怎么克服呢?
她却哈哈大笑:“就恐惧啊,没办法呀!你又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人啊!”她说,自己能做的,就是尽量推迟衰老的进程,同时又努力学会接受这个过程。并尽量避免凄惨的情况发生,提前为自己做好一些“保障”。比如给自己买房,不至于老无所居,有一定存款可以不愁衣食,吃一些保健品,也坚持规律锻炼,还能有几个好朋友互相支持。“把自己能做的都做到了,就算对得起自己了。但是,我也认识到,衰老这场仗,才是人生中最难打的仗。”

的确,和许鞍华同年的侯孝贤导演患了阿尔兹海默,而许鞍华的身边,也多的是与各种疾病缠斗、甚至已经过世的同龄人。
许鞍华坦言自己的衰老是在73岁那年突然到来,疫情期间她阳了两回。可能是新冠后遗症,她突然间就体能精力垮了下来。牙齿松动,头发掉了一半,“很恐怖。”还好,现在头发没再继续掉,牙齿也不松了。
以前,许鞍华一直以精力充沛、做事有魄力而出名。合作伙伴形容她是香港走路最多的导演,因为所有的勘景工作,她都亲自跑。这也让她成为最熟悉香港大街小巷、市井生活的本土导演。
如今,为了保持体能,她把健身纳入重要日程规划,每周至少运动三次,每次大约45分钟。她也寄希望于科技进步,能帮她改善体能提升精力。
我笑说,看您走路带风的样子,完全看不出年龄,一看就经常锻炼。她也感慨,能维持现在的状况的确已非常感恩——还没失智、反应算快、行动自如、还能坐国际长途来伦敦连轴出席活动。
5,Keep Rolling,永远“新浪潮”
法国电影新浪潮的代表人物特吕弗曾说:“新浪潮”既不是一个运动,也不是一个学派,更不是一个团体,而是一种品质。
从这个角度来讲,77岁的许鞍华一直都很“新浪潮”。哪怕,“香港电影新浪潮”作为一项电影运动已经成为“历史”。但许鞍华身上的“新浪潮”气质从未褪色。因为,她从不固步自封,在自我革新的路上一直步履不停。就像她那部纪录片《好好拍电影》的英文名——Keep Rolling。

综观许鞍华作品序列,从类型到题材,从制作方式到电影语言,许鞍华唯一不变的,就是一直在变。
尽管作品褒贬不一,她也从不苛求完美,但她每做一部作品,都会付出自己全部的努力。每次开拍新戏,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拍得轻松会周身不适,拍得很辛苦才觉得舒坦。于她而言,不存在“走出创作舒适区”的问题,而是“舒适区”从不存在。
她戏称自己这代人,从小受的教育就是:搞文艺创作,一定要做到极致,废寝忘食。你只有做事做到“入魔”才能做成,所以你是没有资格好好做“人”的。但她的严格,主要针对自己。
许鞍华在工作中会发急,但她从没有大导演的“脾气”与“傲慢”,一是源于教养,二是源于——她“从不认为自己是个大导演”。因为她拿来对标的,是黑泽明、安哲罗普洛斯。她说,“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清楚自己的位置,这个世界上厉害的人太多了。”她笑称,就她观察到的,那些觉得自己很牛的人,其实没有一个是真正牛的。真正牛的,都不会觉得自己很牛。
所以,在许鞍华的低调谦逊背后,我看到的并不是“自我贬低”,而是一种极高的自我要求,以及自信。因为自信,所以才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一直看到自己的不足并勇于行动,才能一直自我革新、一直前进。

就创作而言,她现在最觉矛盾的一点是,自己的经验比过去更丰富,她自信有能力拍得比从前更好,可身体机能却在衰退。她告诉我,以目前的身体状况,她每天大概能支撑拍戏6小时,但这显然达不到目前的行业标准,一般而言每天拍戏10个小时是常态。所以,她也在犹豫是否要转做监制。如果还想继续拍,以什么形式来拍?
她的确没有彻底放弃拍戏的可能。在我的追问下,她说自己正在准备《妾的儿女》,每天都在弄剧本。她与时俱进地想要尝试电视剧,“可能会与其他几位导演联合拍摄。”
Keep rolling的许鞍华,不是什么新浪潮的“遗老”,而是永不靠岸的浪头。她,永远值得期待。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文中所用图片除特别标注,均来自影片资料,编辑邮箱:zhen.zhu@f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