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作者“中国学者‘百人百访’”系列高端对话的最新一篇。】
黄裕舜博士于香港大学哲学系担任助理教授。他的研究聚焦于地缘政治、政治和道德哲学以及技术的交叉点，尤其是非选举民主政权的治理伦理及外交政策、如何应对历史和殖民的不公正现象以及人工智能自动化对劳动力和人类的影响等主题。黄裕舜也是香港大学新成立的“当代中国与世界中心”的研究员，同时身兼“香港-东盟协会”的首席战略顾问。他为跨国公司、家族办公室和领先的智囊团提供有关亚洲地缘政治事务和宏观风险的咨询建议。在牛津求学时，他创办了《牛津政治评论》并担任首任总编辑，该刊物致力于弥合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距，采访超过50名全球国家领袖与部长。他也是《香港信报》的专栏作家。
以下是访谈实录。
黄裕舜问：特朗普政府上任后便宣布向全球征收高关税，力图逆转二战后美国生产外流现象，针对包括越南、柬埔寨等中国产业转移的周边国家。近期却随即宣布暂缓关税，设下90天谈判期限。“特朗普2.0”对东盟国家，有何冲击？
黄裕舜：东盟国家向来强调在大国博弈中“不归边”、“不结盟”。各成员国领导层固然会有其相对倾向。比方说，菲律宾现政府出于国内“民粹主义”以及民众对中国的怀疑，相对侧重在意识形态与军事国防等领域上跟美国的合作；柬埔寨、老挝出于经济投资与地理因素则更为偏向中国。但东盟自成立以来便以“左右逢源”艺术自居，不会轻易地妥协或屈服在任何大国施压下。
对不少东盟国家来说，美国乃是最关键的出口市场，也是相对重要的投资来源地。然而中国也是它们关键的基建投资者与供应链合作伙伴，让东盟诸国在向欧美市场的加工“转出口”过程中获得关键盈利。因此，4月初“关税解放日”特朗普抛出的极高关税，确实令不少依赖出口的中小国一时束手无策，惧怕自身难以寻求替代市场。
然而随着特朗普因债市大幅抛售而宣布暂缓关税，东盟也逐渐意识到一点：急于在90天期限前争“取”阶段性胜利的美方代表，实际的谈判筹码正被时间逐渐削弱。白宫官方宣称一切皆能“谈判”。然而据我所知，在实际操作层面上，美方并没有向印尼、泰国、马来西亚等国贸易谈判代表提出特别清晰的诉求。美国代表在飘忽不定的“长官意志”下，根本无所适从。
东盟国家只要团结一致，在美方单方面试图打击它们为中国出口“洗产地”层面上坚拒屈服，绝对有可能延续其一直以来的“战略中立”方针。同时，东盟国家也应跟欧盟、日韩、阿拉伯半岛等国家建立双向性的多边合作关系，从而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问：在中美经贸关系转向背景下，你怎么看待东盟国家在中国外交中的分量？中国对周边的外交政策是否需要新的调整？
黄裕舜：应对美国所筑起的贸易高墙，对内，中国当局须修补民众对当前经济的信心、积极落实房地产市场复苏、根治官僚与形式主义、妥善处理中央地方政府财务平衡问题、保障民营企业的法律与产权利益，从而推动内需、减少对出口的依赖。对外，中国应跟全球绝大多数国家（美国除外），包括欧盟与英、加、澳、日、韩等发达经济体，争取成立一个“最大共同自贸区”，从而倒逼自身市场进一步开放、破除外资在中国营商所遇到的门槛与阻碍。唯有高水平开放，方能确立中国作为一个庞大出口市场的地位，最终成为在不少产业上能替代固步自封的美国市场的战略定位。
无论是在南海议题、供应链建构，还是最关键的基建投资方面，东盟都是中国必须积极笼络的伙伴。过去20多年，北京与东盟政商界精英所构建的协作关系，成果大家有目共睹。向来被视为相对亲西方价值观（却不等于亲美）的马来西亚首相安华上任后积极深化中马合作，不但对中国在工业生产上对马来西亚经济发展的贡献有所肯定，更是强调东盟可以在一个“多极化”世界秩序中扮演关键角色，与中国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议题上展开深层合作。这也间接反映出泰国、印尼等其他区域大国当局对中国的研判。
然而中方也要顾及、回应东盟诸国当地民众对中方投资的质疑，尤其是针对“本土文化磨蚀”与“国有企业被中资企业取代”的顾虑。固然其中必然有失实的政治渲染成分，但中国唯有深化向东盟企业与人才的知识与技能转移，方能妥善应对这些批评声音。同时，中国也有必要更积极地思考，如何针对缅甸内战局势进行有效的调和，防止当地安全风险进一步溢出。
问：面对地缘政治格局动荡，亚太地区企业似乎再也没有纯粹的“在商言商”空间，商业与政治之间的区隔似乎也出现模糊。企业应当如何面对政治风险？
黄裕舜：当前世界军事与金融货币秩序依然由“一超”（美国）主导。固然不同地域的“强国”正在崛起，包括东亚的中国、次大陆的印度，又或是正在维持一定影响力，包括军事与经济实力不成正比的俄罗斯以及因俄乌战争与特朗普2.0而终于醒觉的欧盟，但世界离真正的“多极”依然有相当距离。美国相对国力正在下降，内部团结与稳定性也出现关键危机，但我们绝不能低估其依然拥有的综合实力。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大国之间的斗争、中小国家趁着逐渐出现的“权力真空”而进行的投机冲突、特大企业与非国组织（non-state actors）在某些领域的话语权争夺，必然令地缘政治形势趋向更为复杂、更为动荡。
再说，商业与政治实际上从来都没有所谓的“河水不犯井水”之说。冷战期间美国政府投放大量资源发展半导体产业，结果在日本“青出于蓝”之际，美国利用广场协议让日元大幅升值，以粗暴奏效的方法消解日本对美国在贸易层面上带来的威胁。经过过去十年的监管整顿，中国民营企业也意识到，他们的经营不能摆脱国家政策与政治。这是客观事实。在这个前提下，企业绝对需要强化自身应对地缘政治的“韧性”（resilience）。
实际操作层面上，从特大跨国企业到地方中小企业，也有必要设置地缘政治分析部门，聘请对国际关系、战略博弈学拥有深刻认知的人才，为他们进行针对性的调研与分析。同时，也要多关注与认识自身国家在外交政策上的首要目标与偏向行为，理解何谓“战略利益”或“大格局观”，从而认清楚最基本的政治常识，进而顺着政治格局调整，趋吉避凶。
问：中美经贸出现历史性冲突之际，这对香港而言可能有哪些新的挑战与机遇？
黄裕舜：香港是中国土壤上一处非常特别的地方。我们在司法制度、资讯人员流通、中英双语并行等层面上与内地具备鲜明区别。在“一国”下，香港须强化这些“两制”的有机差异，维持我们制度文化的独特性，方能贡献中国对外开放。若香港变成一座普通的内地城市，这对全中国14亿人民来说，绝非一件好事。
自十多年前奥巴马年代的“重返印太”出台后，再加上特朗普与拜登任期内中美竞争白热化，美国体制对港政策出现了鲜明转向。曾几何时，香港独特地位为在亚太地区活跃的美商、美资带来庞大红利。但时至今日，美国官方似乎不再承认“一国两制”，甚至个别人士尝试通过妖魔化香港，把其描绘成一文不值，从而批判中国当局。
有危自有机。这次关税战中，美国把世界贸易组织（WTO）中的两个独立个体中国内地与香港视为一体，征收同样的关税。但作为一个法定自由港，香港并未向美国进口征收任何“对等关税”，大可成为中美贸易壁垒建构之际的一个“透气孔”。更关键的是，随着中国企业纷纷出“出海”，香港更应成为企业“出海”的跳板，利用我们深厚的与外联系与多元族裔居民，为内地企业提供关键的咨询与关系、法律与金融支持。
诚然，特朗普若要确实“让美国生产强大起来”，必须认清一点事实：美国贸易逆差的最大敌人并非中国、欧盟、或拉丁美洲，而是美元霸权。但在其“既要”强势美元，“也要”出口大幅增加的情况下，国际投资者对美债作为绝对避险港的信心必然有所动摇。在这前提下，香港更应把握当下契机，推动离岸人民币的金融产品发售与普及化，并深化加密货币市场与区块链技术开发，为世界货币多极化作出贡献。
问：2025年两会报告首次鲜明提及香港在推动中外“国际交流”中的重要性。你认为这一愿景有何实践难度？应当如何落实？
黄裕舜：国际旧秩序礼崩乐坏，新秩序却尚未全面建立。香港绝不能置身事外，也不应妄自菲薄。我是一名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深信我们须维持自身作为中国土壤上最自由、最开放、最国际化的DNA，不应因短视或急功近利的政治诱因，而选择自行削弱或降低我们的独特性。另外，深化国际交流与融入国家整体（尤其是大湾区）本质上并无冲突。通过强化我们与普通法地区的联系，提升我们的英语、西班牙语、印尼语等关键外语水平，增加我们从东盟和阿拉伯半岛输入的劳工，我们方能真正地为大湾区“增值”，让大湾区其他地方变得更像香港。相信这也是李强总理、丁薛祥副总理等中央高层近日高度强调香港有必要推动“国际交流”的原意。
一、香港应当善用其优秀的高等教育界，向欧盟、东北亚、“一带一路”等重点国家招揽年轻人才，并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就业产业机会，鼓励他们留港发展。同时，我们应当争取成为亚洲的行政与企业管理培训中心，成为未来领袖的学习摇篮，从而建立关键的人与人联系。
二、香港特区政府须鼓励更多元积极的文化实验，与企业合作，建立专责基金去促进香港与周边区域在艺术、电影、文化传承与保育方面的合作，邀请更多印度次大陆、东盟、东北亚、澳洲、新西兰、中亚、俄罗斯等临近地区的年轻艺术人才来港学习发展，并以这里作为踏足国际艺术舞台的根据地。
三、港人不能再怀着“国际化就是美国”的旧有思维，忽略中美以外世界上的八成人口。但我们也应找出中国在外交层面上的短板，通过与内地的有机区分，补充内地的不足，与一些对中国持有怀疑、甚至抗拒的国家，建立更深厚的民间对话与接触。
（注：王英良，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FT中文网“资本与国家”专栏作家，思哲研究所研究员，目前正在推动“中国学者百人百访”这一栏目，微信号：porsche910114。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