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设立雄安新区的规划，让地处河北省的相关地区成为焦点，也让外界得以一瞥中国迅猛的城市开发进程。

“要住在这里，你应当不到45岁，而且没有孩子，必须喜欢交朋友。”冷酷无情的大都市生活和居高不下的房价，在中国催生出一种新兴的群居方式。

安邦咨询：城市化率超过50%后，社会可能会进入风险高发期。中国需注意高城市化率风险，要注重城市发展内涵，避免在中国出现“贫穷的高城市化率”。

吴建飞和吴佳瑶这一对父女的生活，就像是中国经济变迁的序幕和尾声。他们两人分别以自己的方式，成为建设中国经济奇迹的农民工大军的步兵。

亿万农民工进城创造了中国经济的奇迹。但“进城大军”中的很多人，如今却在体味和本文主人公相似的心路历程：辛酸的经历让他们对自己的进城务工之路感到迷茫，甚至开始考虑离开已拥挤不堪的大城市。他们的何去何从，也在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的未来。

FT社评：面对“刘易斯拐点”，中国更好的出路是，推进结构性改革，比如让更多国企接受市场的约束和放开金融业。这场改革还应该有助于增加居民消费所占的比重，让经济增长恢复平衡。

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日益枯竭，中国正面临经济学家所说的“刘易斯拐点”。当“人口红利”转为“人口赤字”，中国经济格局将发生根本性改变，已持续30多年的“中国奇迹”或将变换步调；而当下经济结构中的种种扭曲，却有望因此实现再平衡。

调查显示，在中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大约三分之一的制造商都计划把生产产能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为低廉的地区，如东南亚、孟加拉、印度和斯里兰卡。

自1978年以来，中国已有2.78亿农民工进城打工，但这一进程现在已近完成

FT中文网记者魏城：不要忘记，相比起数千年的农村文明，人类的城市文明只有短短200多年的历史，中国城市化的历史更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本人或我们不远的祖先都来自农村。

FT中文网记者魏城：如果说农民“的哥”算是进城农民的中层，那农民工出身的老板肯定属于进城农民的上层了，至少是他们中间最为成功地实现了自身城市化的精英。

FT中文网记者魏城：如今，中国许多城市的出租车司机，大多都是进城打工的农民，由于收入相对较高，工作时又无人监管，农民“的哥”也许属于进城农民的中层，但干这一行非常辛苦：份儿钱过高、工作时间过长，究其实，不过是把城里人不愿意干的活接过来罢了。

FT中文网记者魏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最新一波城市化浪潮，从来不是决策层自上而下地推动的，而是追求更好生活的农民自下而上地促成的。

FT中文网记者魏城：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是造成农民工“候鸟”现象背后的两大制度性因素。不少中国学者对其深恶痛绝，呼吁立即、彻底废除之。但也有人旗帜鲜明地主张缓行，认为匆忙废除弊大于利。

FT中文网记者魏城：我们听到了太多的关于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之益处的说法，所以，当我最初听到中国学者温铁军对中国城市化现状的质疑时，我不得不承认，我的确感到有些震惊。

FT中文网记者魏城：海南曾经是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也曾经是大陆移民的热门流入地：移民中不仅有农民工，还有大量城市精英，但如今海南却变成了移民流出地：流出去的不仅有去大陆打工的海南农民，还有本岛城市青年和大陆回流人才。历史发展和经济规律的吊诡，令人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