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磊：在焦点转向企业合理化政策之后，争论相当部分将失去意义，振兴东北经济的一个政策选择开始呈现，《吉林报告》的贡献和局限也会表现出来。

顾昕：2016年过去了，有很多值得怀念的事情。作为一位学者，我非常怀念自己也热心于其中的“产业政策之争”。

陈稻田：讨论产业政策，先应讨论一下产业组织；对企业和产业，政府优势在于拥有强制力，且不需要盈利，因此被寄托了神秘的力量。

郑志刚：我们无法确信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并非不是激励扭曲的结果。政府作为的边界更多应集中在公共品的提供。

王家卓：政府在建立市场制度、保护知识产权、支持基础研究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但其是否属于产业政策的范围？

唐世平：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宏观政策、制度基础和产业政策的共同支撑，对此应有清醒认识，不能厚此薄彼。

抛开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只是政策工具。多数发达与发展中国家都得到广泛运用的产业政策值得中国学者认真对待。

邢予青：在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灭之后，经济学家对日本通产省产业政策的神话提出了质疑。

郑志刚：如果通过这次争论，能使越来越多的公众意识到，产业政策的边界与科学审批程序及评价，其意义将如同争论本身一样重要。

周浩：当我们把林毅夫与张维迎之争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很多人都只能自怨自艾地承认，“中国模式”仍然被证明有其存在的价值。

徐瑾：张维迎林毅夫之争，既是杨小凯追思会争论的延续，更是后发与后发劣势之争回响。举国关注暴露民众集体焦虑，可谓后发国家转型痉挛。

北溟：学术辩论、政策辩论诚然可以促进认知，但前提是有正确的方法论和规则，这就是概念清楚，论题明确。

王勇：讨论产业政策，必然提及市场缺陷。口号可能令人觉得解气， 但无助于对产业政策成败原因的理解。

世人皆知林毅夫是“国家智囊”，但若不了解其分析框架，只会徒增误解。如今，林毅夫自创的新结构经济学雏形已现，他希望用这套理论帮助发展中国家避免西学陷阱。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经历35年年均9.8%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还有多大？虽然外部环境持续低迷，但中国仍具备8%的增长潜力和相对较好的内需条件，将明年和“十三五”的增长目标订在7.0%-7.5%之间较为合适。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我亲身历经了两次发展奇迹：一次是台湾的经济奇迹，另一次是中国大陆的经济奇迹。实践让我确信贫困并非宿命。我们应反思主流经济学理论，构建新理论，分析中国转型的成绩和问题。

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对照中国的经验和转型国家的实践，应该如何看待国企改革、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争论？中国学者在引进西方大师的思想时，是否还应以客观的态度来研究自己的社会，提出自己的思想？

中国经济学家华生：杨小凯去世后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的影响在衰减，纪念他的最好方式就是完成他的未竟事业；小凯思想有很多变化，深刻部分多被忽略。

FT中文网专栏作家徐瑾：张林之争与其说是学术之争，不如说是观念之争。公共议题更重要的是常识维度，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中国情景下该如何解读，值得思考。

北京改革和发展研究会理事邓聿文：从现实而非理想状态出发，做强市场又使政府有限有为，可能是合乎事实逻辑的选择。两者会冲突，改革的任务就是寻找兼顾的办法。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中国仍具有维持20年8%经济增长率的潜力，这并非乐观估计。把后发优势潜力变为实际增长的前提，是必须按照比较优势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