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是法国《世界报》(Le Monde)编辑总监兼专栏作家
过去几周,我在两个不同的场合听到前拜登(Biden)政府官员对欧洲提出一个令人惊讶的恳求:美国陷入困境,现在轮到你们来捍卫民主制度了。
这个恳求肯定是合理的,尽管鉴于美国的民主党既没有消亡,也没有被取缔,美国人希望寻求外部帮助、而不是在国内发起抵抗有一些讽刺意味。但是,欧洲可能很难出手相救,因为它本身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攻击自由民主制度的目标,就像罗马尼亚和波兰最近的竞选活动所表明的那样。
距离2025年北约(NATO)峰会还有三周之际,欧洲官员在言谈中无不流露出对美国与欧洲脱离接触的极度恐惧。特朗普会从欧洲撤出美军吗?撤多少?何时撤?从哪些国家撤?北约成员国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投入国防的承诺(显然有利于美国军工产业)能让这个不可预测的霸主满意吗?这个跨大西洋联盟还能生存下去吗?
考虑到俄乌战争的背景,这些问题是正当的。但它们没有真正问到点子上。美国总统对欧洲构成的最大威胁不是撤离部队或装备,而是政权更替。特朗普不会退出北约;用美国一位前外交官的话来说,“凌迟”是更为可信的结局。
美国总统及其亲信对美国民主制度正在做的一切——削弱其机构、正常化腐败行为、在知识精英中灌输恐惧、追捕移民、恐吓法官、在椭圆形办公室羞辱外国领导人——要危险得多。就像意大利政治学家纳塔莉•托奇(Nathalie Tocci)所说:“真正的‘特朗普冲击’不是抛弃,而是背叛。”
跨大西洋联盟理应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之上。如果华盛顿方面重新定义这些价值观、然后用其对付盟友,后者将不可避免地感到被背叛。今年2月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美国副总统JD•万斯(JD Vance)指责欧洲“背离了其最根本的价值观”,包括言论自由,并就这种“来自内部的威胁”对欧洲领导人进行说教。
上周发生了同样的事情:马尔科•鲁比奥(Marco Rubio)领导的美国国务院的民主、人权和劳工局(Bureau of Democracy, Human Rights, and Labor)发表了题为《欧洲需要源于共同文明的盟友》(The Need for Civilizational Allies in Europe)的文章。“欧洲的民主倒退……日益影响美国的安全,”该文警告称,“在大西洋两岸的我们,必须共同守护我们的共同文化,确保西方文明继续是美德、自由与人类繁荣的源泉。”
突然之间,支撑西方文明的原则在大西洋两岸有了不同的涵义。鲁比奥所称的“伪装的暴政”,在德国政府眼中是不折不扣的“民主制度”。万斯看到“来自内部的威胁”,而许多欧洲领导人看到的是来自美国的威胁。在一个“基于价值观的联盟”中,这是一个问题。
历史学家或许会指出,欧洲人和美国人过去在价值观上也曾有过分歧。这一次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特朗普政府试图改变美国政治体系的幅度,还在于他的团队(尤其是他的副总统)希望欧洲也走上同样的道路。
发起这场攻势之际,极右翼政党甚嚣尘上使欧洲许多国家的政府感到脆弱。他们将极右翼人气上升的趋势视为真正的“来自内部的威胁”,而对特朗普的幕僚来说,这是在欧洲推行“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议程的强大工具。“现在这场运动的领袖是白宫主人,”一位西班牙官员哀叹道,“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件改变游戏规则的事情。”
波兰的中右翼政府沮丧地看到华盛顿方面在密切关注该国选举。上月首轮投票的两周前,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接待了波兰民族主义候选人卡罗尔•纳夫罗茨基(Karol Nawrocki)。随后,就在第二轮投票的五天前,在民调显示两名候选人势均力敌之际,美国国土安全部长克里斯蒂•诺姆(Kristi Noem)在波兰的一个大型活动中现身,为纳夫罗茨基站台,后者于上周日以微弱优势赢得大选。
成功并无保证。在罗马尼亚,特朗普支持的候选人上月未能当选。就连一些欧洲极右翼政客本身也对自己与一位不受欢迎的美国总统扯在一起感到不安。
陷入困境的欧洲民主派人士面临着艰巨任务。美国正处于困境之中,但在他们能够提供帮助之前,他们必须先处理好内务。
译者/和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