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xt":[[{"start":9.18,"text":"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被誉为当代宏观经济学界的“文艺复兴人物”。他是其一代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家之一，曾培养了许多时代领先的经济政策制定者，包括前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和前欧洲央行(European Central Bank)行长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他与挚友兼同事、已故的鲁迪•多恩布什(Rudi Dornbusch)合著了一本开创性的宏观经济学教材。或许最重要的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任职期间，他成功应对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的金融危机。"}],[{"start":42.19,"text":"费希尔于1969年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获得博士学位后，曾在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任教，随后回到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授。因此，他非常适合调和前者的自由市场传统与后者的凯恩斯主义传统。最终，他于1977年发表了开创性的论文《长期合同、理性预期与最优货币供给规则》。"}],[{"start":65.41,"text":"享年81岁的费希尔出生在北罗得西亚（现赞比亚）的一个犹太家庭。1960年，他作为青年领袖冬季项目的一员访问了以色列，并在那里学习了希伯来语。随后，他于1962年至1966年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学习经济学，之后前往麻省理工学院深造。他拥有美国和以色列双重国籍。"}],[{"start":90.52,"text":"正如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朋友兼同事奥利维尔•布兰查德(Olivier Blanchard)所说：“斯坦很早就认识到，正确的波动模型应将预期置于核心地位，并结合重要的扭曲因素，其中最关键的是名义刚性。” 这为支持干预主义宏观经济政策的论点提供了理论支撑，因此也成为如今指导全球中央银行的新凯恩斯主义(New Keynesian)宏观经济学的基石。"}],[{"start":115.17999999999999,"text":"他的另一项同样“奠基性”的研究领域——据其前学生、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莫里斯•奥布斯特费尔德(Maurice Obstfeld)所说——是“政策可信度”。这一点也已成为现代政策制定者的指导原则。在这方面，英格兰银行前行长默文•金(Mervyn King)指出：“他在1994年英格兰银行三百周年纪念会议上发表了关键论文，为推动英格兰银行独立作出了重要贡献。”"}],[{"start":141.7,"text":"在麻省理工学院期间，他与多恩布什和诺贝尔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共同撰写了另一篇具有开创性的论文《比较优势、贸易与支付》，同样发表于1977年。哈佛(Harvard)的肯尼思•罗戈夫(Kenneth Rogoff)——也是费希尔的学生——表示，这篇论文“为现代关于引力模型与贸易的实证研究奠定了基础，而该领域已成为国际贸易研究的主流”。"}],[{"start":166.79,"text":"罗戈夫补充道，费希尔与多恩布什合著的教科书（现由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迪克•斯塔茨(Dick Startz)更新，已出到第13版）是“首部展示如何思考20世纪70年代肆虐全球经济的供给冲击的教材”。与布兰查德合著的研究生教材《宏观经济学讲义》同样影响深远。"}],[{"start":187.82999999999998,"text":"在他众多的政策制定职位中，最重要的是他于1994年至2001年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这一时期恰逢多场毁灭性的金融危机，包括始于1994年墨西哥比索贬值的“龙舌兰危机”。更为重要的是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随后是1998年俄罗斯违约，以及巴西和阿根廷接连发生的货币危机。"}],[{"start":213.76999999999998,"text":"当时在美国财政部工作的劳伦斯•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后来成为财政部长，他认为费希尔“之于国际金融危机，正如[沃尔特]•巴吉霍特之于银行危机”。他表示，费希尔是将大规模、附带严格条件的贷款作为危机应对关键工具这一战略的重要设计者。"}],[{"start":233.48,"text":"此外，他还补充道：“在他之前或之后，没有哪位发达国家的金融官员能像他一样，受到新兴市场政策制定者如此广泛的信任和尊重。” 这不仅归功于他的才智，更源于他的品格——正直、坦率，以及对金融危机受害者的深切尊重。"}],[{"start":252.5,"text":"他的经验和能力使他成为2011年接替身败名裂的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Dominique Strauss-Kahn)，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职位的有力候选人。从各方面来看，他都是最佳人选。但美欧之间的利益同盟牢不可破，最终还是保证了由欧洲人当选。"}],[{"start":270.45,"text":"不可避免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费希尔任内的行动受到了批评。作为紧急贷款方，事后看来难免会被认为犯下错误。费希尔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当给予决策者一定的信任。在某些情况下，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阿根廷，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但人们不得不尊重他那种兼具学术严谨与坚定承诺的工作方式。"}],[{"start":297.71999999999997,"text":"离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后，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工作是担任以色列央行(Bank of Israel)行长，这一职位他从2005年一直担任到2013年。在任期间，他不仅需要应对以色列政坛的动荡，还要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正如他的杰出前任雅各布•弗兰克尔(Jacob Frenkel)所说，以色列央行在决定何时放松或收紧政策时，“并没有‘落后于形势’”。"}],[{"start":323.91999999999996,"text":"费希尔还担任过其他重要职位。在前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他曾任世界银行(World Bank)首席经济学家，之后又担任花旗集团副董事长，以及在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领导下的美联储副主席。"}],[{"start":338.40999999999997,"text":"费希尔之所以卓越，正是因为他兼具多种才能。他既是一流的理论家、严谨的分析师、出色的管理者、忠诚的朋友、支持下属的好上司，更是一个正直的人。金表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费希尔“总是希望身处关键岗位，能够帮助人们做出更好的政策决策。拥有如此奉献精神的人本就罕见，而当这种精神与他作为经济学家的卓越成就相结合时，就更加难能可贵了”。"}]],"url":"https://audio.ftmailbox.cn/album/a_1749262434_9348.m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