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由德国DAX上市公司和中小型企业组成的德国企业代表曾呼吁和要求新政府采取更友好的对华政策。此事引起我关注的不是德企呼吁什么样的中国政策，而是企业代表们所选择的表态方式：匿名。
据《商报》报道，在今年4月德国联邦政府组阁之际，一份德国企业代表立场匿名文件呼呼和要求德国联邦政府此前实施的风险管理不应导致减少在中国的投资与合作。相反，新政府应当帮助德国企业在中国市场抓住机遇，同时不忽视可能存在的风险，以及加强德国了解中国的“中国能力”。据文件称，约三十多位经理人和企业家参与了该文件的起草，涵盖所有相关行业和企业规模。
按照《商报》记者的解读，企业选择匿名可能是因为在德国企业总部与中国子公司的意见并不总是一致的情况下，避免分部与总部复杂的协调过程。但是其实还可能在于，在对华强硬成为主流的趋势下，表达倾向于中国或中国市场的观点，将面临压力。
强硬不限于“去风险”。在中德关系上，造成最大影响的论调不是“去风险”，不是德国视中国为竞争对手、制度对手和合作伙伴为一体，也不是德国在其《中国战略》里所强调的竞争对手和制度对手在三重身份的比重在增加，而是将中德关系定性为零和竞争关系。
“去风险”只要在实际中不被执行为“脱钩”，其实也是一种经济理性行为；在制度上，中德之间本来就存在差异；在合作中，无需掩盖差异，相反，可以求同存异；而在竞争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遇强则强，也能存在互利或互补的共生关系。但在零和关系中，却是你输我赢、你死我活的残酷法则，由此观念导致的可能是排他。
这种零和竞争关系论调所指的不仅仅是在中国市场和欧洲市场，还有除前两者之外的第三方市场。德国是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体，随着中国出口的崛起，两者之间的竞争关系由此形成，而学界和政界将后者的竞争力归结为中国产业政策，即政府为企业提供巨额补贴，从而产生不公平竞争格局，由此培育了对中德竞争和中欧竞争的不满和对中国制造的敌意。欧委会2023年开启的针对中国电动汽车进口的反补贴调查并非偶然事件。
中国问题专家诺阿•巴金（Noah Barkin）和格雷戈尔•塞巴斯蒂安（Gregor Sebastian）去年在一篇分析中称中德之间的经贸关系已经由双赢变成了零和，双赢来源于互补，而零和来自越发激烈的竞争。曾经，德国产品需要中国市场，而中国需要德国产品、技术和专业知识。在中国的助力之下，德国享受了长期的制造业繁荣和更多更好的工作岗位，由“欧洲病夫”崛起为欧洲经济引擎，德国也由此曾顺利挺过了金融危机。
该分析预测，中德之间未来将加剧的工业竞争，会给昔日占行业优势地位的德国制造业企业带来压力，而德国对中国出口在未来几年可能经历结构性衰退。受冲击最大的行业在于汽车、机械和电气设备行业。在德国经济陷入停滞、政治极端化、社会与劳工动荡加剧的背景之下，德国制造业就业岗位的流失源自于来自中国的竞争，以及德国企业将投资从德国转移至中国，这些综合不稳定因素会导致更广泛的反中国情绪风险。
既然是零和游戏，为什么德国在华投资只增不减？为何德国车企仍然将希望寄托在中国市场上？据《南德意志报》报道，中国德国商会华北及东北地区执行董事欧阳利文（Oliver Oehms）表示：将中国定义为“制度性对手并不符合在华德国企业的现实情况”，中国市场对德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至关重要，因此德国政府应给予德企更多支持，将“去风险化”与在中国市场的针对性投入结合起来。
但在另一些看来，上述代表个别企业和行业的观点未免太天真。有观点将德企继续押注中国市场理解为误判形势，并将个别企业利益和个别行业利益与德国整体利益对立起来。在西方中国专家和德国媒体驻华记者笔下，在华德国管理者生活在真空、脱离实际、天真的形象呼之欲出。
在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定调对华“去风险”的形势下，德国经济研究所（IW）贸易专家马特斯曾判定，与中国的贸易战或者与中国脱钩在短期内会给德国带来严重后果，但从长远上看，后果有限。就他的判断，我曾问他，既然如此，“难道德国企业或者在华投资决策者不够明智，缺乏远见吗？”他的回应是：“德国企业自身可能无法完全实现‘去风险化’。如果来自中国的中间产品对它们的竞争力至关重要，并且它们与其他企业处于激烈竞争中，就可能出现‘搭便车’困境，这是一种协调上的问题。”搭便车，说到底其实就是只看到个人利益和眼前利益的投机取巧行为。
有中国问题专家已经预见了企业未来的对华立场转变。巴金和塞巴斯蒂安在分析中称，目前，对中国的反对或警惕还只是自上而下的，其来源于政府在韧性和安全上的担忧。但在未来，经济关系可能会成为紧张关系的主要来源。那时候，企业会支持而不是反对更强硬的政策。鉴于德国在塑造中欧关系中的核心地位，未来来自德国的更广泛的反中国立场将对欧洲对华立场产生重大影响。
到底什么是被脱离的“实际”？到底谁才真正了解中国、有着正确判断中国形势的能力？德国的《中国战略》中有专门关于“中国能力”的内容。中国能力，即“包括语言能力、跨文化能力、国情专业能力、了解中国全球参与目标的能力以及在中国政治体系背景中进行双边合作的实践经验”的“中国专长”。那么，哪些人拥有这种知识和技能储备：德国政府？在中国的德国经理人？驻华德国记者？坐标欧洲的中国问题专家？恐怕他们各自有着各自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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